只存在了八年的西南联大,为什么这样被人怀

-11-01陈平原新京报书评周刊新京报书评周刊

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在开学一个月后，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又继续向西南行进，在年2月搬迁入云南，同年4月2日，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年之后，抗战胜利，三所大学回归原址，各自办学。

西南联大的校史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因其英才辈出，又产生了无数故事与传奇，成为了中国大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今天，我们纪念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书评君与大家分享学者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关于西南联大的文字，追怀西南联大独有的精神魅力，也省察我们为何会倾向于将西南联大“神话”。

文

陈平原

“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

谈及西南联大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当初联大教授曾昭抡撰《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称：“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凡一交战国家，充满失败主义者，大败即不在远。难民比敌人跑得快，谣言比难民跑得更快，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从最初的殊死抵抗，到漫长的相持阶段，再到最后的战略反攻，有很长的路要走。用曾昭抡的话来说，就是：“环观国际形势，同盟国家必获最后胜利，诚属必然之事。日寇何时得以完全击溃，则尚无把握。”因此，西南联大以及众多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大学，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坚持“笳吹弦诵”，这本身便是抗战必胜信念的最好体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坚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人能够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初却困扰不少读书人——正因为了解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不太相信中国能获胜（周作人的北平“苦住”乃至“落水”，根本原因在此）。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历史贡献，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后方是稳定民心，而对于沦陷区民众，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锁线，奔赴大后方任教或求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开进了燕京大学，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大学生林焘等一行六人，决心投奔自由，从北平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复学。据林焘日后追忆，中间诸多艰险，“一般同学从北平到成都只需要二十来天，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而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践西南联大之约，年5月29日从上海出发，历千辛万苦，经苏、皖、赣、闽、粤、桂、贵、云八省，来到昆明任教，读其《西行日记》，让人感慨万千。年11月21日，星期六，浦江清终于到达昆明，那天的日记是：“自五月二十九日离沪，今日抵昆，在途凡一百七十七日，所历艰难有非始料所及者。”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

作者：浦江清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11月

了解这些，你才能理解，为何前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撰写序言，会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我曾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训——“刚毅坚卓”。

“战时须作平时看”

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如何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为抗战做贡献？这不仅是个人选择，还牵涉大后方诸多大学的办学方向，以及无数师生的教学和日常生活。教育部的基本方针是“战时须作平时看”，课程设置略为调整，以适应战争需要，“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国民政府的这一重大决策，得到大学校长及教授们的支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于年6月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受所谓战时教育的声浪。那时候他们心目中以为有一种短期速成的教育，像“万应灵丹”一样，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的。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绝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

抗战八年间，向西南内迁、坚持办学的大学远不止西南联大，而有几十所之多。这些大学和师生们在战火中的坚持，既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延续了文化命脉，也彰显了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图为抗战期间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

即便是思想激进的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也谈及，当校园里争执如何实行“战时教育”时：“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的不坏。”

基于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学问”的敬重，国民政府一方面调整总体布局，在协助众多沿海教育机关迁往西南的同时，特意搬迁了一些学校到西北（设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另一方面，大量扩充理、工、农、医等院校（科系），以适应战争对国防建设及科技人才的特殊需要。教育部之指令各高校开设若干配合抗战的课程，但坚持不降低教育水准，拒绝将大学改造成应急的培训学校，此举对于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起很大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正因为政府及学界有此共识，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没有下降，很多专业领域甚至有明显的提升。如西南联大，各院系都有很好的教授及研究成果。这里不准备仔细清理教授们“学术参战”的决心与能力，只想从“心态史”角度，谈论教授们著述时的心情——南渡的悲愤，北归的愿望，艰难中的崛起，不屈的意志力，如何渗透到具体的著述中去。

年，由西南联大曾昭抡教授率领的“西康科学考察团”师生，从昆明出发横渡金沙江，经西昌，越大凉山，进入彝族区，对沿途矿产资源、交通情况进行普查和核实。后来成为攀枝花矿区开采时的重要资料。图为西康科学考察团全体成员合影。

在年刊行的《联大八年》中，有费孝通教授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其中提及自己的写作：“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对。……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于警报频烦时期的工作。”

至于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躲避空袭的间隙，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代名著的《西潮》。此书的原稿是英文，据说是因为防空洞里既无桌椅，又无灯光，用英文写作，“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的画下去”。

作为后来者，我们往往只看见著述，而未能真切体会前辈那“压在纸背的心情”。冯友兰曾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西南联大行思录》

作者:张曼菱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6月

至于谦谦君子汤用彤的讲课，同样蕴涵着时代的忧愤：“汤先生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内心隐藏着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极度不满，但却与感时忧世低徊吟咏的诗人不同，有哲人的气质，寓悲愤于超逸之中。这一点，在讲授魏晋玄学一课中不时流露出来。对于魏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对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他却强调阮籍、嵇康，指出他们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

关于联大师生为何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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