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雅砻江流域中游考古遗存

雅砻江上游、中游地区的考古发掘起步较晚，最早的田野材料于年在甘孜东南约七千米处的某项工程建设中所发现，这些小件铜器、骨器、陶片与人骨共存，推测其应当是一墓葬。此后，在雅江呷拉、甘孜吉里龙、炉霍卡莎湖、新龙谷日、九龙查尔村等地陆续发现有石棺墓葬遗存。炉霍卡莎湖下层墓地仅随葬石、铜、骨器等，未见陶器，而其余墓地均随葬有陶器。根据随葬品之间差异，以下从陶器遗存和非陶遗存角度分别分析之。

陶器遗存

根据已发表材料，雅砻江中上游地区三代时期石棺墓随葬陶器显示出很强的相似性，依托公布较为详细的吉里龙石棺墓地随葬陶器，可将这批材料分为四组。

第一组：以吉里龙M2随葬遗存为代表，出有双耳罐、单耳罐组合和较多骨器、骨珠等。其中双耳罐(M2：8)泥质黑陶，表面抹光，口呈圆形，直颈微敛，颈肩相接处略见折痕，球腹，宽扁耳，自口部弧状向下接于腹部，且与腹部相接处呈同一弧度，整个器型平视呈圆形，两耳上端居中位置各有一泡饰。单耳杯(M2：2)侈口，近直腹，下腹略内收，平底，宽扁桥形耳起自口部，下接上腹位置，整件器物制作粗糙。

第二组：以卡莎湖墓地上层墓葬采集的双耳罐和雅江采集：3为代表。该组双耳罐整体器型与第一组相同，平视呈圆形，但口部俯视呈橄榄形，宽扁耳上有简单装饰痕迹。雅江采：3仍直颈微敛，卡莎湖采集的则是竖直颈。从陶器形制观察，第一组和第二组之间关系较为紧密。

第三组：以吉里龙M4、M5、M6、M8为代表，以双耳罐、单耳罐和豆为组合。双耳罐口部俯视皆为橄榄形，但据器表装饰和颈部特征可分两型。A型以标本M5：13说明：直颈，溜肩，鼓腹，颈部有三道凹弦纹，肩部有半圆形铜泡，宽扁耳上端各嵌一个铜泡，耳部与腹部相接处弧度已经不一致，稍显外撇，使得整体器型平视不再是圆形。B型以标本M6：11说明：侈口，束颈，颈部有不太明显的折痕，溜肩，折腹，腹部饰有铜泡，耳上端各嵌一枚铜泡，从耳底端两侧分别划出四个对称突脊状旋涡纹装饰在腹部。该组单耳罐皆为侈口，短领，圆鼓腹，平底，腹身拍印麻点纹。此外，该组新增圈足豆、有柄铜削等。呷拉M5：1、查尔村M4：1与吉里龙M5：13相近，可纳入此组。

第四组：以吉里龙M1、M3、M7为代表，仍以双耳罐、单耳罐和豆为组合。第三组中的A、B两型双耳罐同样存在，但形制上有细微差别。A型直领敞口，领、肩相交处折痕明显，球腹，颈部饰有对称四个铜泡，两耳相间的腹中部各饰有一个铜泡，铜泡周围镶嵌有两周芝麻大小的圆铜片，外围再镶嵌六周圆铜片，共同组成同心圆形状。这件器物较为别致，但装饰纹样效果却与成都羊子山战国时期墓葬所出陶壶(M：)有些许神似。B型双耳罐与第三组同类器比较一致，但颈部刻划两道弦纹，中间刻划平行线纹或交错线纹。这一组的单耳罐器表多为素面，不再有拍印麻点纹。豆较之第三组腹身更浅。同时，这一期出现有环首铜柄铁削。从遗存种类及特征观察，第三组和第四组之间关系紧密。同时据吉里龙B型双耳罐变化特征以及M5的铜削、M3的环首铜柄铁削来看，第三组年代早于第四组。

年康巴地区考古调查活动曾对炉霍地区石棺墓葬进行过调查，确定达曲河、泥曲河、鲜水河两岸均有分布。主要发现了炉霍城中石棺墓地、城西石棺墓地等，同时再次考察了卡莎湖石棺墓地。此次调查采集的陶器遗存可分别归并到前面所分的四组当中。

炉霍城西墓地采集到的一件双耳罐LCX：1，俯视呈椭圆形口，直颈，敛口，球腹，宽扁耳接腹身中部，与下腹弧度一致，整体平视呈圆形，耳上饰有三道波浪纹，两耳中间腹部饰有两个大圆圈纹，整体形制与第二组双耳罐相同，可归入第二组。

炉霍采：2、炉霍采：3，侈口双耳罐，口部俯视呈橄榄形，腹身饰四个对称突脊状旋涡纹，颈部有较宽的刻划纹，形制与第四组B型双耳罐完全相同，可归入该组。另，标本采：2周身饰有红彩。炉霍采：4，装饰纹样与第四组A型双耳罐相同，但直颈敛口特征与第一组相近，可归为第三组。炉霍采：5，装饰纹样同于第四组A型双耳罐，但直口特征近于第三组A型双耳罐，可归为第三组。炉霍采：6，单耳罐，侈口，圆唇，束颈，鼓腹，器腹饰杂乱刷划纹，据其颈部略见折痕可知其与第三组同类器相近。炉霍采：9，近于第四组同类器吉M3：3，不赘述。

借助其他地区相近遗存,我们可对雅砻江上、中游出土陶器遗存的年代略加推定。

第一组标本雅采：6与西藏贡觉香贝墓地标本M2：22相近，只是后者耳上鲜见铜泡装饰，而吉里龙墓地铜泡装饰似有从简单到繁缛的过程，尤其到第四组铜泡装饰更达顶峰。香贝墓地年代大体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如此，吉里龙第一组年代应与之相近或略晚。

第一、二组中这类整体平视呈圆形的双耳罐，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从当前发现的材料来看，分布于雅砻江和金沙江上游地区。不过，我们仍可在甘青地区觅见与之相近的遗存。这种双耳罐去掉双耳，其腹身整体形制恰与唐汪式晚期遗存中的一类球腹罐非常相近，尤其与唐汪川KM12：03、东乡崖头采：和拱北台H1：4较为相似，且在吉里龙第一组也出有不见双耳的陶罐(雅采：6)，只是不见唐汪式遗存中独特的彩陶装饰。

同时，吉里龙第三组遗存出现的旋涡纹也与唐汪式遗存之间有着某些相似因素，陈德安、谢崇安等学者都曾对此问题有过论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联，不再赘述。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东乡崖头这件标本腹中部有两个对称乳突装饰，与第三组铜泡装饰于腹中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综合陶器形态和纹饰两种因素，我们认为以吉里龙墓地为代表这类遗存可能受到了唐汪式遗存的影响，前者可能因袭了后者某些文化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基于贡觉香贝墓地遗存的年代，同时考虑到唐汪式晚期遗存的年代，我们认为吉里龙第一组遗存年代可达春秋早期甚至可能更早，第二组遗存与之关系密切，定为春秋中晚期应无大谬。并且，第三组始见的旋涡纹罐与唐汪式遗存之间也有一定渊源，年代当不会相去太远，我们推测可能为战国早期，那么第四组年代可能在战国中期。

以吉里龙墓地为代表这类遗存较之大渡河、岷江上游均有区别，尤以一、二组为最。罗开玉先生以“金沙江—雅砻江”的分区方式对待此类遗存，郭继艳称为“吉里龙类型”，陈祖军先生则称为“吉里龙文化”。我们认为这类遗存有固定的分布区域，且有较为清晰的遗存特征，称“吉里龙文化”更为可取。其中，一、二组为吉里龙文化第一期；三、四组为吉里龙文化第二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在炉霍采集到一件双大耳罐(标本号为炉霍采：1)，泥质红陶，圆形敞口，颈肩相接处内折，折腹，平底，对称宽扁大双耳起自口部，下接折腹位置。这件标本陶质、陶色、形制、大小皆与甘肃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标本M：44几乎完全相同，不排除这件双大耳罐就是从陇西高原经某种途径流布此地。后者被定为齐家文化晚期。可见雅砻江上游地区理当存在青铜时代更早阶段的考古遗存，这为将来该区域考古工作重点发现早期遗存埋下了伏笔。

非陶遗存

卡莎湖墓地位于炉霍县充古乡西北侧的卡莎湖畔一片平坦地段，东靠马日岗山，达曲河在其东侧自西北向东南流过。海拔大约米。年初修建水电站时发现此墓地。同年5-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等单位进行系统发掘，由于上一层墓葬已被破坏，仅清理了第二文化层的座墓葬。该墓地仅座墓有随葬品，占总墓数的54%，随葬品有石、铜、骨、桦树皮、海贝和毛麻织品等。

石器，件。绝大部分是细石器(件)，出于40座墓葬，随葬数量不等，没有发现细石核。如此多的细石器反映了“与食物构成中肉食占有较大比例有关”，较之于农业，渔猎、牧业经济肉类食品占据食物比重更高。细石器是“一种以渔猎、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活的反映”，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细石器分布最广、发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推论的合理性。同时，以细石叶为主的石器组合适合高度流动的生业形态，这也是我国从东北到西南自然过渡带长期存在细石叶工业的原因之一。

铜制品，件。分为兵器、工具和装饰品三类。戈5件，剑1件，矛8件，削4件，筒4件，手镯件，鞲1件，泡饰53件，双连泡饰3件，叉形双连泡饰2件，扣8件，锥形器5件，夹2件，指环6件，耳形铜饰1件，铜铃1件，铜羊形饰1件。装饰品占大宗，仅拣兵器、工具介绍。

戈有两种形制：管銎戈和短剑式戈。管銎戈2件，鱼尾形内，援身束腰，椭圆形管状銎，中部有一圆穿。援、内中部起脊，一件脊呈三角形，另一件呈圆弧形。銎上下端都超出援身，商式銎内戈銎短于援身，二者区别较大，但与北方地区的管銎啄戈却有着近缘关系。林沄先生曾指出啄戈是北方地区广为流行的管銎啄在商式戈的影响下而形成的，为北方青铜器第一期的代表性武器之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采集的两件铜戈、青海大通良教乡下治泉村、互助高寨乡东村砖瓦厂所采集的卡约文化管銎戈与之近似。

短剑式戈3件，援身下端内弧，上端外拱，援近上端有一凸起的脊，侧阑多有凸起的乳钉装饰，内弯曲，近阑处扁平，后端呈椭圆柱状，尾近圆饼状。报告认为短剑式戈“源于北方草原民族常见的弯柄铜剑和中原商周时期的曲内戈”，但对年代有调整，即曲内戈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流行于商代中、晚期，目前所发现的西周时候所出的曲内戈十分少见。河北青龙抄道沟、山西保德、柳林、石楼和陕西绥德等地均有出土弯柄铜剑，时代订为商末周初。此外在宝兴石棺墓中出土与之相同的短剑式戈。更需强调的卡莎湖墓地短剑式戈形制上更近于北方弯柄短剑而疏于商式曲內戈。因此能卸柲即作短剑之用，缚柲又为长兵器之需，用途上呈现二元化现象。

矛，叶形叶，锥筒状骹通达锋部，除一件椭圆形骹外，余皆圆骹，骹近端多有对称半圆形钮，仅2件无钮，通长介于16-23厘米。报告按骹、叶变化分为三式，各式矛靠近锋端皆较锐利，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铜矛风格相同，如陕西城固苏村长骹短叶矛。Ⅰ式矛与卡约文化中期的大华中庄墓地、大通黄家寨墓地铜矛相近似。

削，短茎，弧背，凹刃，仅一件背部近直，刀体较为扁平。除去柄端的缠绳，长介于7-16厘米。铜削刀身造型近似于北方系刀，短茎风格又具有商式刀风格。有理由相信这种凹刃短茎削是北方系青铜刀与商式刀的结合体，林沄先生曾著文推断“商文化中的环首连柄刀是从仿制北方系的环首刀而改进自身的扁茎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据演变图可知卡莎湖铜削形制近于商代晚期风格，且与青海潘家梁墓地M：8比较相似。

此外，卡莎湖墓地出土的一枚铜管刻有羊角形饰纹，与辛店文化姬家川期陶器上所装饰的彩绘羊角形纹饰有异曲同工之妙。报告所称的铜锥形饰，与卡约文化中的铜铃应为一致。卡莎湖墓地的指环与四坝文化所出指环相近似，都是铜丝缠绕达三圈以上。其羊形饰片与大通良教乡下治泉村铜戈的羊形內形近。带桥状钮的扣与中庄铜镜相仿，仅直径有所差别。

骨管，28件。多以羊长骨制成，长10多厘米不等。一般为关节端作底，切割端作口，近管口开一槽。另外也有两端均切割开口的。M5：1，饰两周刻划网格纹。骨针25件，骨片1件，骨轮1件，可能为纺轮。还有较多圆柱、算珠、管、环形骨饰品。有文披露“仅用作装饰品的骨珠就有串之多”。如此多的骨器，说明卡莎湖人手工制作的原材料多为动物骨骼，这也是其行牧业经济的佐证之一。

目前，卡莎湖墓地的年代大体有三种观点。其一为原报告认为的春秋至战国中期，郭继艳也持此观点；其二为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其三为商末到西周中晚期。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卡莎湖墓地的年代问题。

其一，上文对卡莎湖墓地典型随葬品的对比分析中可见其与卡约文化中期遗存关系密切，卡约文化生长的时代“相当于夏代后半期至商周之际”，卡约文化中期大体处于距今-年之间。辛店文化姬家川期“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年前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因素也处于商末周初。同时，随葬品所隐见的中原文化因素，也被深深的印上了商周时代特征的烙印，鲜见更晚近的中原文化因素染指其中。

其二，在雅砻江中上游地区商周时期出土陶器的分组分析中已对该墓地上层石棺墓采集到的唯一一件陶双耳罐的年代做出了推测，大体为春秋中晚期。

如此，卡莎湖下层石棺墓的年代上限可到商末周初，下限不会晚于春秋早期(根据遗存特征我们更倾向于下层墓葬绝大部分年代在西周早中期。当然，这种推测还需要更多材料支撑)，与罗开玉先生观点基本一致。

有学者将以卡莎湖下层墓葬出土随葬品为代表这类遗存称为“卡莎湖文化”，在目前没有发现共存陶器情况下，这种观点当有可取之处。

此外，在雅江足泥堡、朗德、八角楼、道孚县瓦日区孟拖、甲村、阿基罗马、康定沙德区中古、九龙县仲古等地均有发现石棺墓线索。另据报道，年10月初，在中日联合开展的西南地区北方系青铜器及石棺葬研究中，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发掘队，对炉霍雅德乡晏尔龙村的晏尔龙石棺葬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些新发现和发掘将为日后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田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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