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云雾里的夜郎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夜郎“国”公元前三世纪就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已“耕田，有邑聚”，对周边的“小邑”有很大的控制力。汉使入滇时，滇王问：“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夜郎自大”成语源由此出。至于夜郎的灭亡，按《汉书》记载，于公元前28年至25年间灭亡。其后的夜郎，均为郡、县名，元代以后不再作政区名。夜郎何时形成？夜郎是一个部落？部落联盟？还是一个国家？若是国家，其都邑在哪里？创造夜郎文明的主体民族是谁？与今天中华民族中的哪几个民族有渊源？其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特点怎样？至今仍未从先秦史料及《史记》《汉书》等史书的研究中和考古研究中找到明确的答案，因此，夜郎历史文明总体来说仍在云里雾里。多年以来，学术界从没有放弃过对夜郎的探究，在夜郎的疆域和势力范围方面分歧不大，在其他方面却各执一说，还未达成共识。应该相信，随着多学科、多视角的考古工作及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夜郎文化诸多谜团将会被逐一破解。

战国时期的夜郎

夜郎的形成：关于夜郎形成时代，历来说法不一。今人主要有两说：“一为形成于春秋时期，一为形成于战国初期。前者的主要依据是《管子·小匡篇》记载：公元前年，齐恒公在葵丘盟会时说：“余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瓜长、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认为牂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古国，夜郎是其一“小邑”，战国时，夜郎强大，取牂牁而代之。对此说，质疑者颇多，认为：1、《管子》成书年代晚到西汉初年，且“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文献通考经籍考》）。2、牂牁、夜郎首见于《史记》，牁为河流名称，夜郎为“国”名。先秦诸书中，未见牂牁、夜郎。3、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牂牁意为系船之木桩，即庄足乔“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因此，牂牁古国根本就不存在。后者主要依据《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等记载推断，即秦于公元前年攻占了黔中郡，楚顷襄王（《史记》作楚威王）于次年派庄（音雀）率兵夺回黔中郡。黔中郡夺回后，庄足乔继续向西进攻，先攻下且兰，再降夜郎，最后攻占滇。公元前年，秦又攻占黔中郡，庄回楚路断，便“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因此，公元前年前夜郎“国”就已存在，其形成当不晚于战国初。持此说者较多。

夜郎疆域：对夜郎疆域，《史记》的描述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即古夜郎西邻靡、滇。又“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意为，古夜郎西北面抵邛都。用现在行政区划来描述，古夜郎西邻滇东，西北接川西南。对于古夜郎的北边、南边和东边界线，《史记》没有描述，只说：“夜郎者，临牂，江广百步，足以行船。”即古夜郎疆域中有一条主要的河流叫牁江，可以流至番禺（今广州）城下。此江即今北盘江，已为历史地理学界所认同。较多的学者认为：古夜郎疆域应分本土和势力范围两部分。本土在今贵州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安顺市、毕节地区、云南昭通地区东部和曲靖市东部。势力范围在战国时可能要小一些，秦至汉初，势力范围很大，已达到能控驭除滇以外的周边诸“小国”，如西边的漏卧，南边的句町，北边的鳖国，东边的且兰等。按现在行政区划而言，西面已抵滇东、桂西北，北面达四川宜宾、泸州以南一线，东面抵达黔东、黔南。

创造夜郎文明的主体民族：关于创造夜郎文明的主体民族，主要有濮系民族说、夷系民族说和夷濮民族说三种，其中，持濮系民族说的学者较多。持此说的学者认为，创造夜郎文明的主体民族是“濮”和“僚”。濮人见于史载很早，商末即有濮人出现（见《尚书·牧誓》），后来濮人逐渐与僚人融合，因而统称僚。至西汉初，又出现反复，依据是《华阳国志》记载：“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濮又出现，被称为夷濮。《后汉书》则记载为：“夷僚咸以竹王血气所生”，“夷濮”至此变为“夷僚”，即僚、濮是一族之异称。约在晋代以后，濮又称僚。在唐宋的史籍中，僚的称谓较多，有“葛僚”、“仡僚”、“仡佬”等。到了明代，少称“仡僚”而多称“仡佬”。因而，今之仡佬族，便是古夜郎民族之孑遗。持夷濮民族说的学者认为，是濮系民族和古代“夷族系统”的夷人共同创造了夜郎文明，史籍中的“夷濮”就是这两个系统民族的统称。古代“夷族系统”的夷人，后来发展演变为今之彝族的先民。另有一种说法是：夜郎文化是多中心、多元的，是由夜郎这块土地上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此说应夷濮民族说相呼应。

夜郎的社会性质与经济发展：对于夜郎的社会性质，有奴隶制社会说，有古代东方型奴隶社会说，有原始社会说。持第二种观点的较多，认为当时的夜郎，氏族、部落形成但还未瓦解，各级首领已转化为奴隶主，但奴隶制国家还未形成，因此夜郎的社会是：在保持氏族、部落组织外观的前提下，社会组织及首领均蜕变而形成的“东方专制”类型。按此说法，夜郎应该是个部落联盟，还未上升到中央集权国家的高度，更没有正规军队。至于夜郎周围“小国”的社会性质，有的可能与夜郎相似，有的则为原始部落。至于夜郎的人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夜郎晚期，其总人口有十五万三千多，以此推论，战国时期的夜郎总人口应不到二十万。

从古代文献记载和夜郎故地出土的文物来看，夜郎有一定规模的农业和畜牧业，还有小规模的青铜冶铸业。经济往来北至巴蜀，南至南越，从巴蜀购进铁器、食盐和特色食品，除满足自身需要外，还将铁和特色食品如枸酱转卖至南越。

公元前年，秦始皇令常安页修五尺道。据考证，五尺道自今四川宜宾起，经云南盐津、彝良，过贵州威宁，再入云南宣威至曲靖。由于五尺道从夜郎西边穿过，必然促进夜郎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史记》等记载，当时夜郎与北边的巴蜀商贸活动较五尺道修通前更为频繁，与西边的滇、邛都等国经济交往更甚于前，西边的邛、笮之良马也更多地进入夜郎。也就是说，此时夜郎与今四川西部西昌地区及西昌西北的地区也有经济往来。蜀、巴两郡的铁、盐及食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夜郎，其中的铁及“枸酱”通过夜郎销往南越（今两广）。巴蜀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邛、笮等良畜的输入，导致了夜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夜郎在秦末汉初就成为西南夷最大的“国”。

西汉时期的夜郎

西汉初期的夜郎：西汉初期，汉王朝基于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原因，对西南地区暂时弃置不问，即《史记·西南夷列传》之“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南开蜀”。这个时期，西南夷地区民间的经济往来反而更加活跃。巴蜀商人“取其笮马、僮（奴隶）、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巴蜀既富，夜郎作为巴蜀最大的贸易伙伴，岂能不富？加上这个时期的南越自赵佗称帝以来，与汉王朝关系极为紧张，乃至汉王朝对其进行经济封锁，禁止内地向南越输出铁、牲畜等。南越不产铁，于是用馈赠财物等手段笼络夜郎，企图使夜郎依附于他，以获夜郎帮助。夜郎自然从中大获其利，即一方面获得大量财物，另一方面又得到南越的大力支持。

汉王朝对西南夷60多年的不问和夜郎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夜郎更加强大，西边的靡莫、劳浸，西南边的句町、漏卧，东边的且兰，东北边的鳖等诸“小国”，均在夜郎的控制之下。

这时的南越，不断侵扰岭北，扩充实力，准备揭下臣服汉庭的面罩而彻底独立。

汉武帝对夜郎的经略：汉王朝经过60余年的稳定和发展，已是国库充盈，国力强盛，为汉武帝向外开拓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准备了物质条件。因此，汉武帝在北伐匈奴、西通西域的同时，也在作开发西南夷和岭南的准备。

公元前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巡视南越。在南越，唐蒙吃到了蜀地产的枸酱，并了解到枸酱是从南越西边的牂江水运而来。唐蒙回到长安后，从蜀商人那里了解到枸酱是蜀商人从蜀贩到夜郎，再从牁江水运到南越。由是，唐蒙才知道“夜郎者，临牂牁江”及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等情况。唐蒙遂向汉武帝报告，建议与夜郎交往，在西南夷推行郡县制。若攻打南越，可利用夜郎军队“浮船牁江”配合攻击。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封唐蒙为郎中将，令其出使夜郎。公元前年，唐蒙“将千人，食重（辎重）万余人”，自“巴蜀入”夜郎，会见夜郎侯多同。在唐蒙“厚赐，喻以威德”的情况下，双方“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即多同同意汉在夜郎境内推行郡县制，并委任多同之子为县令。夜郎周边的各小邑，“皆贪汉帛”，均愿意归附汉朝，与唐蒙达成了相关协议。唐蒙回京报告汉帝，汉王朝遂设犍为郡。这时的犍为郡很大，以今四川宜宾市、泸州市、内江市、自贡市为中心，北达成都市南郊，东抵贵州大娄山再向南折，至贵州凤冈县向西至毕节，南边经六枝一线至南盘江北岸，西以金沙江为界。唐蒙被任命为犍为郡都尉，驻汉阳（今贵州赫章县境内，汉阳县含今贵州赫章、威宁、水城三县地）。

犍为郡设置后，汉王朝“发巴蜀卒治道”，直指牁江。由于地形复杂，后勤供应不济，气候恶劣，筑路者病饿死的不少。加上“西南夷又数反，发兵与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其间，匈奴又南犯。为专事匈奴，汉武帝听取了公孙弘的意见，停止修路，在夜郎势力范围内设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这一阶段，夜郎仍未纳入汉王朝的有效统治之下。

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与夜郎的衰落：公元前年（汉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反叛，汉王朝欲发“犍为西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掳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王朝在平定南越后，调攻击南越的军队灭且兰，“遂设牂”（按“牁郡于前年设）。且兰灭亡后，“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同年，汉王朝还讨平了邛都、笮，“冉马龙皆振恐，臣请置吏”，于是设置了汶山郡（公元前67年改为蜀郡）、越嶲郡、沈犁郡。公元前年，汉王朝击灭劳浸、靡莫等“国”，兵临滇，“滇王始首善”，汉设益州郡，并赐滇王印。至此，西南夷地区全部纳入汉郡县制。

牁郡和益州郡的设置，使夜郎本土被分割为三：北属犍为郡，东南属郡，西属益州郡。在夜郎境内设置的县有：“犍为郡的汉阳（贵州赫章、水城、威宁）、存马卩（云南宣威等地），益州郡的铜濑（云南马龙等地），牂牁郡的平夷（贵州毕节等地）、鳖（贵州黔西、清镇）、夜郎（贵州关岭、镇宁、安顺、六枝、平坝、清镇）、谈稿（云南富源、贵州盘县）、谈指（贵州贞丰、兴义、安龙）、漏卧（云南罗平、陆良）等。至于夜郎王的封地，《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说：“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其地可能在夜郎县境内，受夜郎都尉辖制。夜郎王到此时，实际控制的范围大大缩小，真正的领土只有他的封地。但是，夜郎这个部落联盟还未解体，只是结构已经松散，对周边的“小国”控制力也大大减弱，以至后来不少“小国”如句町、漏卧等，还与之争夺地盘。

夜郎的灭亡：《汉书》记载：汉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年至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互相攻击，牁太守请求朝廷发兵平息战乱并借此诛灭兴等。朝议认为山高路远不便发兵攻击，便派时在蜀郡的太中大夫张匡前往，以求和平解决。兴等不从，于是朝廷任命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全权处理这个事件。陈立上任后，立即谕告夜郎王兴，要其罢兵，兴不服从命令，陈立便上奏朝廷，请求诛灭兴。在朝廷未批复之前，陈立带领随从官员数十人到夜郎国的且同亭（地名）召见国王兴，兴率领下属数千人和服从他的邑君（酋长）数十人来见陈立，陈立数责了兴的罪状，当即将兴斩首示众。句町王禹、漏卧侯俞闻讯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陈立回郡后，兴的岳父翁指与兴的儿子邪务迫胁夜郎国旁边的二十二邑（部落）造反，战乱又起。到了冬天，陈立奏准招募夷兵，与牁郡都尉长史率领的军队分路进攻翁指等。数次激战，战绩不佳。当时天大旱，陈立率兵攻占供水水源，切断水道，最后迫使跟随翁指造反的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这样，夜郎国寿终正寝。

晋唐时期的夜郎郡、夜郎县

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年），宁州刺史王逊奏请分牂牁郡的夜郎、谈指、广谈（晋初增置，今贵州平坝县东）三县置夜郎郡。晋帝建兴元年（公元年），朝议认可准设，属宁州（州治在今云南晋宁）。夜郎郡郡治，辖区约为今关岭、镇宁、六枝、安顺、清镇、平坝、贞丰几县（市）境地。东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年），宁州郡县没入李成政权，夜郎郡属于成。公元年，成主李雄分宁州置交州，夜郎隶属交州。咸康四年（公元年），夜郎郡复隶宁州。八月，分宁州置安州，夜郎郡又隶安州。咸康五年（公元年）三月，宁州建宁郡归晋。七年（公元年）十二月，罢安州，夜郎郡复隶宁州。公元年，桓温灭蜀，晋拥有宁州的全部郡县，在夜郎郡内增置谈乐县（今贵州镇宁、六枝），于是夜郎郡领有夜郎、谈指、广谈、谈乐四县。公元年，前秦符坚取梁、益二州，夜郎郡附于秦。淝水之战后复归晋，直至梁，区域未变。

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年），宁州动乱，夜郎郡百姓纷纷东迁，梁朝在夜郎流民侨居的地区设夜郎郡，即侨夜郎郡。但宁州夜郎郡名义依然存在，自此有两个夜郎郡，至隋代才都废掉。侨夜郎郡，含今贵州铜仁、江口、岑巩、玉屏、湖南吉首这一带区域。郡治夜郎县辰水，即今麻阳江北岸吉首市以南，故史称麻阳戌夜郎。

唐代共有三个夜郎县，现按时间顺序分述如下：

夷州的夜郎县：唐武德四年（公元年），罢隋明阳郡，于其原辖的绥阳县地置夷州，州治绥阳县（今贵州凤冈），辖夜郎、神泉、丰乐、绥阳、鸡翁、伏远、阳明、高富、宁夷、思义、丹川、富慈、慈历十三县。贞观元年（公元年），废夷州，省夜郎、神泉、丰乐三县，夜郎县并入宁夷县，夜郎县自此消失，仅存六年。该县治在今贵州石阡西边。

业州的夜郎县：唐贞观八年（公元年），置巫州，设夜郎县。后巫州改名沅州、舞州、鹤州，至开元二十年（公元年），改鹤州名业州。天宝元年（公元年）改业州为名龙溪郡，改夜郎县叫峨山县。乾元元年（公元年）改龙溪郡名业州。业州夜郎县存在年，在今湖南新晃县境内。

溱州夜郎县：唐贞观十六年（公元年）置州，并置夜郎、丽皋、乐源三县。咸亨元年（公元年）改珍州名夜郎郡。随后珍州并入溱州、溱溪郡。乾元元年（公元年）复分出珍州，改溱溪郡名溱州。元和二年（公元年），又并珍州入溱州，至此终唐无变。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这个夜郎县标注在今贵州正安以北，而《明史·地理志》《四川旧志》《遵义府志》等考订在今贵州桐梓县西。（摘自《中国凉都》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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