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前,原滇军184师既然已经起义,

年10月，杜聿明挟四平战胜之威，以10余万兵力，兵分三路向南满解放区发起进攻。

当时，杜聿明鉴于蒋军在东北的兵力不足，无法兼顾南满和北满的战事，因此，他向蒋氏提出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即先攻占南满，解除沈阳与长春侧翼的威胁，然后全力进攻北满，进而占领整个东北。

因此，蒋军以9个师的兵力对南满解放区发起全线进攻，相继占领了安东（丹东）、凤城、宽甸、桓仁、通化等17座县城，并逐步向南满根据地压缩。

鉴于敌强我弱，南满解放区领导决定：

其一、把需要转移的物资先转移到中国和朝鲜边境。

其二、伤病员转移到远离重要的交通要道的乡村中隐蔽。

其三、将尚未改造就绪的同盟军（海城起义的师改编）撤至北满解放区继续整训。

可没料到，就是这第3条命令竟然引起了一次恶劣的降而复叛事件。

10月31日，当一列乘运起义部队师的火车缓缓停靠在白山石人车站时，一场预谋已久的叛乱发生了。

在该师副师长杨朝伦的策动下，原滇军师一千余人叛逃，仅余下不到人。

那么，师既然已经起义，又为何要叛逃呢？

师起义经过

抗战胜利后，卢汉率领滇军的两个军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可部队刚开进越南不久，国内就发生了巨变。龙云被罢免了在云南的一切职务，被蒋氏裹挟到重庆，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

卢汉也被剥夺了兵权，下辖的60军和93军由孙渡率领走海路运往东北参加内战。

其实，到了这个地步，滇军的军权已经不归龙云和卢汉掌握了。

孙渡虽是名将，但在年的时候就已经不受龙云信任了。这是因为在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的时候，孙渡未经龙云同意就服从了蒋氏的命令，让龙云从此开始猜忌孙渡。

因此，孙渡看似统领滇军，但其实他对手下的两个军根本就掌握不了，实权都在60军军长曾泽生和93军军长卢浚泉手里。

滇军来到东北后，被蒋氏分而治之。93军留在了锦州，担任锦州守备；60军的3个师则被一分为三。师拨给新1军指挥，担任铁岭、开原、昌图一线铁路的交通警备任务；师由东北“剿总”长官部直接指挥，防守鞍山、海城、营口等地；暂编第21师驻防抚顺，归新6军指挥。

如此一来，60军军长曾泽生只得带着军部直属队先待在沈阳，后待在抚顺、长春，名义上是个军长，但实际上仅是一个直属队的大队长，手中毫无权力。

军长是这样，师长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师在60军中是个主力师，在抗战中立下过功劳，并非是个“软柿子”。

东野对师的评价是，部队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士兵对战术动作掌握得非常好，尤其擅长阵地战和山地战。

可由于蒋氏把滇军派到东北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支“杂牌”部队消耗掉，因此根本就不给滇军表现的机会。先是把两个军分开，再把师分开，然后再以团、营为单位，把滇军零零散散的部署在漫长的铁路线上。

如果部队仅是配属在铁路线上也没有什么，遇到东野攻击的时候能来救援也行。可每逢滇军驻守的据点遭到东野攻击，蒋军要么根本就不救援，要么救援部队姗姗来迟，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小部队在与东野的作战中互相消耗。

年5月24日，东野南满部队攻击鞍山、海城和大石桥一线。

当时，师的团驻防鞍山、师部和团驻防海城、团驻防大石桥。

得知东野发起“鞍海战役”的消息后，师师长潘朔端很清楚，单凭现有兵力根本就阻挡不了东野的攻势。他知道蒋氏此时正在沈阳视察，就发电报请求援兵。

可蒋氏的回复却让潘朔端大失所望：援兵将于5月26日出发，并严令师各团要战至一兵一卒。

可在5月25日，战斗就已经结束。驻守鞍山的团被歼灭大部，驻守大石桥的团也岌岌可危。

这下子，潘朔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召集参谋长马逸飞、团团长魏瑛、副师长郑祖志表达了要把部队拉到八路军的想法。

5月27日，林总给潘朔端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与愿意和潘朔端殊途同归的愿望。潘朔端是林总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接信后感慨不已。

5月29日，潘朔端决定率部起义。

当时，东野给师的条件是：

其一、驻海城的师部队一律放下装备，撤出城外，到指定地点集中；

其二、下令给营口、大石桥师部队前来汇合，由我军接防；

其三、蒋氏派来监视师的特务一律加以逮捕。

潘朔端思考之后，除请求把“一律放下装备”这一条改为“全部起义”外，其他完全照办。

应该说，当时师已经处于东野的严密合围中，是没有提出起义的条件的。这种情况如果放在辽沈战役，只能算作火线投诚。

可这毕竟是内战中东北战场的首例要求起义的蒋系部队，意义重大。因此，东野同意了潘朔端的请求。

5月30日，师起义。起义后，部队在4纵的护送下来到了解放区进行整训改造。

师为何要降而复叛？

关于师降而复叛的问题，主要有四个原因：

其一、怀柔政策并未能收复人心，反而成为师部分官兵用以向东野讨价还价的本钱。

师之所以能够获得起义待遇，主要还是东野想“千金买马骨”，想以师为突破口，进一步吸引其他蒋系“杂牌”军们起义。

因此，师起义后，所受到的待遇要远胜过东野其他各部。

如在饮食问题上，东野其他各部吃的都是高粱米，而师吃的都是大米。副食和蔬菜供应也远超过东野其他各部，鱼肉供应都很充足。

师起义后，并没有被打散编入东野其他各部，而是保持了建制完整。

为了鼓励、吸引蒋系其他各部起义，还专门新建了一个同盟军的番号，这就意味着师的起义部队与东野之间并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这些做法无疑助长那些本来就不太同意起义的师军官的气焰，他们喊着“既不左，也不右，只占中间”的口号，想要走第3条道路。

其二、南满解放区被杜聿明攻击，局势危急。

自杜聿明在年10月发起攻势后，南满解放区遭受到了很大压力，这就让师那些本就不同意起义的官兵们产生了错觉，认为东野要不行了，前途难测，由此产生了要叛逃的想法。

对于这个问题，林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怎么对起义官兵采取怀柔政策，只要战事一受挫，起义部队中的有些人就会动摇，那些不稳定分子就会作乱。因此，只有怀柔是不够的，还需要实力足够强。

其三、对师官兵的改造在方式、方法上浮于表面。

师起义后，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官兵比例严重失衡。

起义部队一共余人，军官就占了余人，这是因为师是潘朔端带着师部起义的，因此军官的比例要高得很。

可是这些军官，在旧部队中受到“毒化”的程度比较深，又或多或少都养成了一些恶习，很难改造。

而且，东野在改造师的时候，总是强调蒋家王朝坏。可蒋氏以及那些军中大佬们的地位距离普通官兵太远了，他们犯下的罪恶无法让普通官兵们产生共鸣，很难深入人心。

况且，蒋系部队中一直强调的所谓“正统”思想在师官兵脑海中是根深蒂固的，改造没有进入他们的心中，就无法让他们对蒋氏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

因此，师在安东（丹东）的整训是不成功的。

这也是为什么师后来会降而复叛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好在东野及时纠正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对师以及起义的第60军的改造问题上，就由底层开始讲起，从直接欺负普通士兵的下级军官以及士兵们家中的保甲长们的罪恶讲起，这一下子就获得了普通官兵们的共鸣，然后“倒苦水”、“算细账”、“挖苦根”，不断深入，让起义官兵们知道了自己受苦的根源，思想上得到了升华。由此，对起义部队的改造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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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滇人治滇”的思想很严重

就以石人车站叛逃事件的主要策动人杨朝伦为例。他本是师团的团长，驻防在大石桥。

东野发动鞍海战役之时，团本已经被全歼，杨朝伦被俘。以这样一种经历，他根本就享受不到起义的待遇。

而且，在师起义时，潘朔端要杨朝伦参加起义，而杜聿明则命令杨朝伦固守待援。

杨朝伦与始终向往光明的潘朔端不同，虽然他也痛恨蒋氏和杜聿明对滇军的不公，但他在“恨”的同时，更多的是羡慕和嫉妒。

当时他的心理是，只要守住了大石桥，就可以获得蒋氏和杜聿明的欢心，以此为契机，不见得不能升官发财。

因此，杨朝伦并没有服从潘朔端要其率部向海城靠拢的命令，而是听了杜聿明的话，固守待援。然而，还没等来杜聿明的援军，团就被东野一窝端了。杨朝伦成为了俘虏。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师改编为同盟军的时候，杨朝伦竟然当上了副师长，而且还是握有实权的副师长。

这其中，还是滇军中“滇人治滇”的思想在作怪。

在当时，各省军阀割地自雄，兵为私有是一种常态，滇军也未能免俗。而且，同盟军并不是隶属于东野的，而是一种合作关系，这就让起义后的师更加萌生了一种要用滇军中的军官来掌握部队的心思。故而，一个本没有资格享受起义部队待遇的杨朝伦就当上了师的副师长。这就为日后师的叛逃事件埋下了隐患。

师的结局

师叛逃后，杜聿明委任杨朝伦为副师长，重建师。

当时，杜聿明在南满和北满的交界处设置了5个战略要点，梅河口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属于死守不退的那种据点。

因此，选择哪一支部队来驻守梅河口就很有学问。

驻守梅河口的部队要符合两个条件：

其一、部队要有战斗力，尤其要善于防守。

其二、部队不会在危急时刻投降。

杜聿明思来想去，叛逃回来的师无疑符合所有条件。

滇军善守是很出名的，而且，师余部是一支从东野叛逃回来的部队，无论师长和普通官兵都无法再次投降了。

因此，杜聿明大笔一点，防守梅河口的任务就交给了杨朝伦的师。

果不其然，当4纵向梅河口发起攻击的时候，杨朝伦带着师拼死抵抗了5天5夜，这其中固然有林总不允许师再起义，让他们困兽犹斗的的成分在内，但师没有了退路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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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杨朝伦命大，竟然逃跑了。

按照一般情况，像这种被打垮的“杂牌”，根本就没有资格重建。即使想要重建，蒋氏也不会同意。可杜聿明也是一个“头铁”的人，偏要再次组建师。

也可能杜聿明是为了给“杂牌”军们一颗“定心丸”吃吧，只要你们拼死作战，部队损失了，我就给你们补充。

就这样，师再次被重组，杨朝伦终于当上了师长，被调到锦州加入了第93军的作战序列。

辽沈战役打响后，锦州守敌被全歼，刚组建不久的师再一次全军覆没。而那位命大的杨朝伦再一次逃脱，跑到了天津。

就在大家以为这下子师再也没戏的时候，师在天津再次重建。可没过多久，东野入关，天津失守，师再次被全歼。

这一次，杨朝伦就没那么好运气了，被东野俘虏。

就在杨朝伦自己都认为要被东野处决的时候，他和一批被俘的滇军将领们却被释放了。这是因为大军即将南下，为了感化西南地方割据势力，这批滇军将领们才得以释放。

可被宽大处理的杨朝伦并未有丝毫的感恩之情。

回到云南后，杨朝伦担任了由卢汉新组建的师师长。可他却在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下仍然叫嚣着要与南下大军大军决战，这就引起了卢汉的不满。

卢汉云南起义时，杨朝伦迫于形势不得不参加。可杨朝伦在起义后又在暗中继续搞破坏，被卢汉逮捕。

昆明解放，卢汉立即将杨朝伦移交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赓。

究竟该如何处理杨朝伦呢？陈赓委托时任昆明市市长潘朔端征求其他海城起义将领的意见。

结果，潘朔端、马逸飞、魏瑛三位海城起义将领一提杨朝伦，就恨得咬牙切齿：

“我们带过来那么多弟兄都被他带回绝路上去了，留他做啥？

是的，如果师不降而复叛，很有可能会在第60军起义后回归建制，只要改造成功，就会成为光荣的第50军的一员，在未来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大展身手。

可是，正是由于杨朝伦的策动，让这批滇军将士永远的失去了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的机会。

年初，在潘朔端的主持下，杨朝伦经过公审，在云南昆明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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