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分支之前彝族的源头在哪里其古代社

彝族古代社会发展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有着非常久远、复杂的迁徙历史。且彝族与古羌人也存在着渊源关系，据《贵州通志·土司志》引《罗鬼夷书》说彝族先民到达邛（qióng）之卤之后，因洪水泛滥，乃渡金沙江迁到今东川会泽一带。

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迁徙路线是沿着横断山脉岷江、雅砻（lóng）江、安宁河等河流自北向南迁徙。与之相印证的是，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传递者和联系人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游弋西北和西南两个地区的古羌人部落。在社会生活方面上来看，彝族的父子连名制、转房和分家仪式也与古羌人相同和相似。

在魏晋南北朝之际，爨（cuàn）氏兴起，称霸南中，与滇人经历了先融合后分裂，最迟到了唐朝时期，形成了东面的“乌蛮”和西面的“白蛮”。乌蛮的一支在唐代以“昆明”为名移向洱海周边，之后建立了“南诏”政权。在宋元以后，乌蛮渐次发展成为彝族，但乌蛮并不等彝族；而白蛮则渐次发展成为白族，白蛮也同样不等白族。

根据彝族经典中记载所说，笃慕部落曾经是一个十分强盛的部落，洪水滔天的灾祸是的生存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使得人口繁衍速度明显下降、部落难以继续向外扩张，迫使笃慕不得不在洛尼白举行盛大的分支仪式，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彝族转折性的发展的大事件——“六祖分支”。

彝族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部，史称“六祖”，“六祖”向西南各地迁徙跋涉，重新寻找可以生存发展的地方。所以在彝族人的族群心理中，将笃慕认同为彝族人的共祖。

起初的彝族没有黑彝和白彝之分，当生产发展之后，有的人手里有了剩余的财富，他们把财富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自诩为“当家人”，他们就是后世的“黑彝”。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发生发展，彝族社会也逐渐由原始社会过渡到了奴隶社会中。

在公元前2世纪到8世纪，彝族地区形成了奴隶占有制。在滇池和邛都地区就已经“耕田有邑聚”，并且出现了许多“君长”，阶级分化十分明显，已经开始向阶级社会发展。

彝族先民经历了“南中大姓”之间的斗争与兼并时期，爨（cuàn）氏崛起并统治了四百多年，最后爨氏分化为“东爨（cuàn）乌蛮”和“西爨（cuàn）白蛮”两大族群。

8世纪初叶，“乌蛮”联合了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建立了南诏政权，它由蒙舍诏、蒙嶲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téngdǎn）诏、施浪诏六个地方行政权统一而成，也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六诏并乌蛮。”

南诏与唐朝的接触紧密而频繁，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彝族先民的地方政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南诏奴隶制崩溃之后，大理国建立，得到了乌蛮三十七部的武装协助与支持。

在大理国时期，云南彝族主要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封建社会，与此同时，奴隶制残余仍长期存在。南诏时期的乌蛮逐渐发展成为彝族，白蛮日渐形成白族。在乌蛮和白蛮之间的差异日渐明显时候，西南地区的其它各民族比如傈僳、阿昌、哈尼等也开始分化出来。在彝族古代社会制度方面来说，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彝族与郡县制相结合。

《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僰（bó）道和青衣作为两个通往西南的前哨据点，在汉武帝时期修建道路，西南各地的联系更加密切。滇池与邛都地区在长时间中与内地的关系密切，公园前年秋，汉发兵平定南越，次年征服夜郎国，公元前年，滇池地区势力最大的滇王入朝，设为益州郡，从此滇池和邛（qióng）都地区成为汉朝统治的一部分。

东汉时期的滇池地区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奴隶占有制相当普遍。同一时期，随着以滇池和邛都为代表的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彝族地区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开始出现了一些封建经济因素，南中大姓便是这一时期生产关系的代表。

大姓拥有大量的私田，政治势力也相当雄厚。在汉朝的郡县制边疆政治制度下，矿物资源等重要的物质资源都要由国家经营，但是大姓们仍然把持着这些资源，为地方割据奠定的基础。

彝族古代社会分层的政治根源

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知识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获取、政治权利的享有、社会地位的分布等都是不平等的表现。

一方面来看，社会分层激励着社会发展的新陈代谢，是社会保持活力的根源之一。

另外一方面来看，社会分层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造成了社会冲突不断，也是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原始社会时期的彝族政治单一，没有阶级也没有剥削。在原始社会中，彝族人民过着群居的游牧生活，族群成员之间的生产生活资料彼此共享，社会分工比较简单，社会财富也不会出现剩余积累。

进入到分等级的奴隶制社会之后，政治地位通常决定了社会生活福利的占有，因此奴隶主通过自己的权力合法化为民众所承认接受。在早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血统和血缘的分层逻辑是彝族先民社会分层的首要依据，由此衍生出的彝族独具特色的家支制度、宗法奴隶制度等都是阶层维护的重要手段。

家支制度和宗法奴隶制是血缘主导下的社会统治阶层对自己权力的制度化与合法化，在封闭的时代中，彝族先民长期生活在家支制度的管理之下，政治上极不平等，等级分层严重。

政治上的不平等造成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长此以往的压迫剥削让人民无法呼吸，迫切需要一些手段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因此在彝族的历史上，彝族先民曾多次起来反抗不平等统治。

从西汉末年起,彝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连绵不断。公元年,南诏爆发了建筑五华楼的奴隶大起义,促使了南诏奴隶制的解体。公元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灭了“大义宁”在云南建立了大理国并且发展发展起来，大理统治加封了三十七部彝族大小领主，将土地分给臣仆，彝族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大部分地区开始逐渐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

彝族古代社会分层的经济根源

多元分层理论中社会分层有三种秩序，其中一种是经济秩序，经济条件造成了阶级的区分，社会成员所占有财产的有无多寡决定了阶级地位。

对于不只是彝族先民的所有社会成员来说，这是一个事实存在的客观规律。但是从彝族古代社会发展来看，独特的社会分层有其所生存的经济根源，民族特点不容忽视。

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低下，劳动力缺乏，社会财富有限，那么在这样一个低级的共产制社会中，每位社会成员的财产占有都是均等的，氏族社会制度对社会资源以及社会财产的分配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随后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奴隶宗法制”的典型制度，社会制度映照出经济的发展概况，在氏族内部，形成了占有极大财富的贵族集团与宗法制度相结合，“长君长，幼臣仆”奴役族内人员。

财富与政权在彝族先民眼中是一对互惠互利的关系，在彝族古代社会中，族内部家支林立，作为社会上层的家支头人们十分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对内他们要管理家支，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严，对外要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所以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对于他们来说缺一不可。

在《且宝赔铃记》中，武定凤氏就是通过发展金属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造就了自己雄霸一方的政治势力。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彝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领主制都是由贵族阶级进行社会统治的。历史上的彝族由于与其它各民族都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从彝汉互相卖地到买卖牲畜、粮食、山货等生活用品造就了她长足发展的一段历史。

此外，由于家支斗争扩张和阶层维护需要，一部分家支头人发展了工业，生产黄金、白银、青铜等金属。

然而由于在彝族人民的传统观念中一直认为牛羊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牛羊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家庭生产力强弱与贫富与否的标尺，更大程度上来说对外互市对于他们来说是很让人有羞耻感的做法，对外交流不积极，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社会固化闭塞，再加上地处偏远和战争等客观因素，社会生产力一直没有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处于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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