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源头当李白叹息长

公元年，大唐盛世，24岁的李白决定仗剑走天涯。他告别亲人，乘舟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人生第一次离开巴蜀故乡。

船还在蜀地境内，年轻的诗人对着月色，已经开始想念他的朋友。但外面的世界很大，他终归要去看一看。他写下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表明他不曾因为思念故乡故人而停下脚步：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长江的水土滋养了这名旷世诗人，而他从此刻起，才真正感受到了来自长江的神采丰姿。历史注定，要让他来为这条伟大的母亲河留下震古烁今的文字。

也是从此刻起，李白的命运，和大江大河永远地勾连在了一起。

1

在李白之前，古老的长江已经静水流深千万年。

虽然在楚辞汉赋中出场，在魏晋诗文里留下身影，甚至在本朝诗人前辈张若虚的一叹一咏中投下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经典设问，但是，长江实在太长太长了，以至于过往的文人墨客，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只是截取了长江的一面：也许是川江的怒涛，也许是楚江的瑰奇，也是是扬子江的诗情画意……

直到等到了李白的长江之旅。

这个被认为出生于西域的诗人，成长于巴蜀，24岁出蜀，61岁卒于当涂。来自长江上游，殁于长江下游。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长江流域度过，虽然在长安达到他一生声名的顶点，但始终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安身之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

当他在北方成名以后，他写过一些歌咏黄河的诗句。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等等，是气魄雄浑的千古绝唱。然而，他一生写得最多的，还是关于长江的诗。

黄河在李白的心中，充满气势恢宏的庄严感，只能眺望，而难以亲近。他对长江的感受，恰好相反——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他把长江当成了故乡水。

24岁的长江行，以及此后人生无数次在长江的航行，使得李白对这条大江的每一段都相当熟稔。他留下的诗，几乎覆盖了长江的每一段。他应该是史上第一个把长江写满、写全、写好的大诗人。

那年乘舟东行，到了现在的重庆忠县、万州一带，他写了真挚淳朴的《巴女词》：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

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自万州以下，就是激流险滩的长江三峡段，可经夔州（奉节）直到峡州（宜昌）。这段水路是巴渝通往关中和长江中下游的主要通道。李白年轻时对三峡无比向往，曾在成都登上散花楼，赋诗说：“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幻想着三峡的奇景。而他一生最痛苦和最快意的时刻，确实也都留下了与三峡有关的文字。

他最痛苦的是晚年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从九江逆流而上，走了很久很久才到达宜昌，随后进入三峡，写了《上三峡》：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

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

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三峡确实是长江中最艰险难走的一段，但诗人借此想表达的是他在逆境中郁闷到极点的心情。他说船在黄牛峡走了三天三夜还没走出去，自己因为船行如此缓慢而愁白了头，夸张的写法让人秒懂他的内心痛苦难熬。这哪里是在写三峡，分明是在写他悲剧的人生。

等他行到夔州（奉节）白帝城，忽然收到赦免的消息，惊喜万分，随即乘舟东下江陵（荆州）。这次，他的船走得有多么快：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船出三峡之后，崇山峻岭就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平坦的荒野。“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水浩浩荡荡，来到了荆江段。24岁的李白，目睹江水出了悬崖峭壁，从江汉平原漫漫流去，一去不返。在荆江上，他看见月影倒映江面，仿佛天镜飞下，跌入江中；云生天际，连接江上的海市蜃楼，一派雄浑阔大的景象。诗意从他笔下流过：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27岁那年，李白在湖北安陆成家，住了有10年之久，成为长江中游的常驻人口。公元年，春天，李白得知好朋友孟浩然要去广陵（扬州），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送别时写下了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武昌当时已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商业城市，商人上下长江，货物都会堆积在城外的南市和鹦鹉洲。鹦鹉洲——武昌城外江中的小洲，因此成为长江旅客与商人的驻泊之地，并成为唐代诗人经常吟咏的对象。比如崔颢写黄鹤楼顺手带红的名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据说李白被崔颢这首诗震慑到了，不敢再写黄鹤楼，但他还是写了一首诗，专咏不远之处的鹦鹉洲：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长江从武昌往东南一直流，在江西湖口接纳鄱阳湖水系后，就进入了下游。在长江下游的重要城市——金陵（南京），李白用一首诗，对他的长江之行做了一次回顾式的全景描绘：上游之秀丽，三峡之急险，中游之宏阔，下游之浩瀚，在他笔下汇成一幅极其宏伟的万里长江风光图卷。这首诗就是《金陵望汉江》：

汉江回万里，派作九龙盘。

横溃豁中国，崔嵬飞迅湍。

六帝沦亡后，三吴不足观。

我君混区宇，垂拱众流安。

今日任公子，沧浪罢钓竿。

大意是说，长江绵延曲折长达万里，在浔阳（九江）分作九条支流，如同九龙盘踞。江水四溢，滥觞于中国，波涛汹涌，迅疾奔流。六朝帝王沉寂沦亡之后，江南已没有了昔日之盛，无足称赏。我朝圣明之君统一天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如今，《庄子》中垂钓大鱼的任公子，也就罢竿隐居不出了。

当诗人一路游览一路吟唱，终于要结束长江之旅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局限于对这条壮美河流一时一处、一鳞一爪的描述，而是写出了纵横万里、跨越古今的图景。

当然，我们也不难从他的这首名诗中，读出一个盛世才子的些许惆怅之情。

过了金陵，长江继续奔腾东流，直到入海。而我们追随李白的足迹，到此告一段落。

终其一生，李白的精神性格之中已经嵌入了长江的某些特征。这不仅影响了他的诗，也影响了他的命运。

2

其实，李白诗歌的奔放与奇诡的想象力，就是长江文明滋养的产物。但是，相比黄河，中国人对长江及其文明的致敬，整整迟到了两千多年。

历史上，长江一直是被遗忘的华夏文明之源。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的认知才逐渐有所改观。

按照传统的历史观，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被认为是天下之中，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且是唯一的发祥地。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崛起于中原地区，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地带作单向度的传播、辐射和扩散。中原以外的“四夷”之地，包括整个的长江流域地区，直到汉代还是不开化的蛮荒之地。而居住在长江流域的原住民，被认为是“断发文身”的蛮夷，只是在汉魏以后不断接受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教化，才逐渐开化和文明起来。

由中原地区开启的地图炮模式——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从先秦一路延续下来，固化了国人的历史观和文明观。

早在商周时代，来自长江流域的楚部落就备受中原歧视。楚子熊绎建立楚国后，历经几代人的隐忍和奋斗，到熊通上位以后，发动了讨伐随国的战争。他让随侯给周天子传话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周天子虽然已经衰微，但仍对“蛮夷”自居的楚国人保持了文化优越感。随侯带回了否定的答复。熊通大怒说：“王不加位，吾自尊耳。”于是自封为楚武王，相当于另立山头，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到了楚庄王熊旅在位时期，楚国击败晋国，问鼎中原。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也相继崛起，称霸一时。在一个常见的“春秋五霸”榜单中，来自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占了三席，可见实力不俗。

但是，无论任何时候，标准都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定的。当长江流域道家发源、楚辞兴盛之时，黄河流域跟你讲武力。当长江流域武力崛起的时候，黄河流域跟你讲文化。长江流域从那时起，就陷入了后发区域的话语权困境。秦朝统一中国以后的帝制时期，由于中原文化和政治上的既有优势，以及对先秦典籍的遵奉，导致长江流域无论如何发展、如何超越中原，在道德上依然总是“低人一等”。

可惜啊，两千多年来长江流域的人们，对自己脚下的土地还是了解太少了。否则，来自黄河流域的“中原中心论”不可能错误地流传，并长时间地压制长江流域呀。

错误的历史观受到颠覆，已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了。历史学家借助田野考古的调查和发掘，终于发现中国大地散布着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而新石器文化的发达，不仅把中国文明的历史大大前推，同时也证明早在距今约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革命已经在长江、黄河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同步发轫。

另一个惊人的事实也被揭示出来：在距今约年前甚至更早的时代，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下游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文明的古国。

长江流域文明的出现，植根于独立的文化谱系——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下游的良渚文化。进入历史书写时代后，这种独立性在长江流域的内部仍然很明晰地体现出来——上游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中游江汉平原的荆楚文化，下游三角洲的吴越文化。

更有意思的是，中华文明号称礼乐文明，但考古发掘成果显示，中原文化核心的礼制，其实是良渚文化发明出来，并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夏商周三代王朝作为立国重器的鼎、钺，以及三代统治者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和玉璜等基本礼器，也大多是良渚文化的先民社会首创。

这表明，长江流域文明发展并不比黄河流域晚，甚至比黄河流域早。华夏文明的历史源头，是多元复合，而不是单线的，是在江河相济、南北互补中融合铸造的。以往建立在“中原中心论”历史观上的种种定论，是对长江文明的无知和偏见。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也应该破除中原地区的文化偏见，承认当时的华夏文明已经有明显的二元格局：

南江北河；

南炎北黄；

南道北儒；

南凤北龙；

南水稻北粟麦；

南《离骚》北《诗经》；

……

古代长江流域人不了解史前文明发源的状况，以至于被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单方面宣传蒙蔽，吃了两千多年的大亏，今天我们再不能罔顾历史事实了，既要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也要说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黄河文化朴实的理性光华，与长江文化瑰丽的浪漫色彩，共同构成华夏文明的两大源头。

长江作为文明源头长期被忽视的现实，就像是长江本身河流的源头难以确定的一个隐喻。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认定儒家经典《尚书》的表述——“岷山导江”，并把长江的源头定在了岷山。直到明万历年间，知名驴友徐霞客万里探源，才明确地指出长江的上源在金沙江，而非岷江。但这仍不是长江真正的源头。又过了大约年，直到年，长江的源头最终被确定在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长江全长公里。

长江源头的确立，也使得长江正式成为世界第三长河流，仅次于非洲尼罗河、南美洲亚马孙河。

3

在历史上，长江是一条沟通东西、界分南北的重要航线。明朝人杨慎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历史的感慨，更是每一个当下的真实。

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统一中国，制定的战略是先占领荆州，然后顺江而下，消灭东吴。虽然他后来在赤壁被孙刘联军击败，但“顺江而下”的战术是正确的。这给后来的朝代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借鉴，“顺江而下”成为历史上常见的经典战术。

到晋武帝时，采用了“顺江而下”的战术，终于消灭东吴，实现了暂时的中国统一。之后，隋朝灭南陈，唐朝灭梁国，北宋攻入南唐，晚清曾国藩扑灭太平天国运动，等等，都是这一战术的成功实践。

这就带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长江号称天险，虽然有宽阔的江面和险要的江岸，可以据江自守，但历史上所有划江而治的时代，如果真的以长江为界，基本就离被征服不远了。这是为什么呢？

比起北方平原，古代南方因为山地、丘陵众多，陆路系统并不发达。维持南方交通运输特性，基本以水路为主，从湘江到赣江，再到新安江和钱塘江，是一张整体的水网，人员通行、运粮运兵、信息传递等都要依靠与长江的连接。如果以长江为界，整个运输体系在北方的攻击下暴露无遗。

而且，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基本分布在长江边，或离长江不远处。长江一旦被北方突破，南方政权立马缺少必要的政权缓冲地带，一下子就感受到兵临城下的统治危机。

所以，历史上的南方政权，自东吴之后都坚守“守江必守淮”的原则，力图把防御重心北推到淮河流域。南方政权念念不忘的北伐事业，大部分时候都是为了夺取淮河防线，确保长江防线的安全。正如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言，南方政权的盛衰，“大约以淮南北之存亡为断”。南宋和南明两个政权，一个坚持年成为正统朝代，一个存在20年只算流亡政权，就是前者有江淮之间的缓冲地带，而后者很快就丧失了江北防线。

公元年，57岁的李白入伙永王李璘的队伍，兵败，在浔阳（九江）入狱，后被宋若思、崔涣营救出狱，并成为宋若思的幕僚。期间，他替宋若思写过一篇奏章《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在这篇奏章里，李白提出他的政治主张——迁都金陵（南京）：“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

他接着说，唐玄宗留在成都，唐肃宗迁都南京，一旦国家再出现安史叛乱，“北闭剑阁，南扃瞿塘，蚩尤共工，五兵莫向，二圣高枕，何忧哉？飞章问安，往复巴峡，朝发白帝，暮宿江陵，首尾相应，率然之举”。

可以看出，李白一生对长江情有独钟，但他对历史大势却十分含糊，才会提出迁都金陵的建议。正如我们前面所说，金陵紧靠长江，有险难守，历史上定都于此的都是偏安短命王朝。这样的建议，对于希望抗击安史叛军奠定个人权威、稳固帝位的唐肃宗来说，显然是犯忌讳的。

不久之后，李白就被追究站队永王李璘的问题，收到唐肃宗的命令：流放夜郎。

诗仙终于为他的天真付出了代价。

到了晚唐，人称“小杜”的杜牧面朝长江，写了一首历史观透彻的诗作《西江怀古》：

上吞巴汉控潇湘，怒似连山静镜光。

魏帝缝囊真戏剧，苻坚投棰更荒唐。

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

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唯属往来商。

杜牧在滚滚东逝的长江西江段，想起一代枭雄曹操妄想以布袋装沙填塞长江而轻取荆州，真是可笑；前秦苻坚幻想朝江中投鞭以截断江流，实为荒唐。不管这些帝王如何狂妄自大，最终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清风明月中的声声棹歌，辽阔江天中迎着夕阳翱翔的沙鸥，亘古如斯，它们不曾为历史上的狂妄之徒作丝毫改变。哪怕是足智多谋、富可敌国，最后功成身退的范蠡，也逃脱不了化作一抔黄土的命运，让人徒生寂寞与伤感之情。此时此刻，长江上的无边风月，历史上的曹操、苻坚和范蠡都无福消受了，这些景色，永远只属于频繁往来于江上的商人。

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瞬息？杜牧看得很清楚，英雄终成过往，而凡人的日常，才是亘古不变。

比起作为战争防线的历史，长江更为日常的功能，其实是商旅往来，船只不绝。唐代是长江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流行的谚语——“扬一益二”，说明以长江下游扬州和上游益州（成都）为两个中心，经济地位已经超过了传统中原名城长安和洛阳。

唐诗中不乏反映长江水面商旅繁荣的诗句。像大诗人杜甫写的，“门泊东吴万里船”，表明吴地的商船通过长江把生意做到了益州。他晚年在夔州看到经商的胡人沿长江水路去往扬州，不禁心向往之：“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

公元年，扬州江面突然刮起大风，聚集在长江口岸的船舶躲避不及，沉没多达数千艘；

公元年，鄂州失火，火势猛烈，波及江边，逃离不及的船只被烧了三千艘；

公元年，杭州大风，海水翻潮，船只损失了千余只；

……

这些史料，正如史学家严耕望所言：“今就唐时实情论之，水运之盛，大江第一，运河次之，黄河又次之……荆、扬、洪、鄂诸州，每失火，焚船常数千艘，大江水运之盛可知。”

唐代史料记载，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航船，人的生死嫁娶等大事，都能在船内完成，船上连整支乐队都有。而操驾的船工竟多达数百人，航程更是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往往一行驶就是一整年。

这就是长江，一条流淌在战争之外的日常的大江，有诗人们深情的送别，有船夫们悲壮的号子，有商人们致富的渠道，更有改写中国经济版图的低调崛起……

在永不枯竭的生命力背后，是奔流不息的长江水。

4

有一点可以肯定，包括李白在内的唐代人，他们看到的长江景象，跟后来不同时代的人随着时间推移看到的长江，是绝对不一样的。

尽管我们不愿承认，但不得不承认，任何时代文明的发展总是以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生态的改变，给人类带来文明的曙光，也绝对会留下斑驳的阴影。

唐代恰好是长江生态维持与人类开发的一个分界点。

在唐代以前，关于长江流域经济情况的经典记载，出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一个自然馈赠充沛，而又地广人稀的区域，尽管会被后人解读为生产技术落后，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贫不富，无需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而拼命，这其实是幸福感蛮高的事情。

在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同步发源的过程中，后者曾被前者在生产技术上反制，这或许恰能说明长江流域生态比黄河流域良好。反过来说，长江流域广阔的土地，暖湿的气候，丰饶的物产，使人们有足够的空间从渔猎和采集中获取所需的生活资料，正是因为自然资源的丰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滞缓了整个长江流域农业发展的速度。

促成南北文明交融的一个历史因素，我们现在称为“衣冠南渡”，从西晋末年永嘉南渡，到北宋末年的宋室南渡。而唐代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恰好在一个中间点上，史学家认定南方超越北方，正是肇始于此。

衣冠南渡的直接原因是战争，无论是外族入侵，抑或内部战乱。但是，一个隐形原因也许影响更大，那就是黄河流域的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已经难以承担过量的人口，只能通过迁移来舒缓内部环境压力。

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水患特别多，特别大。以黄河中游的洛阳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洛阳共发生大小水害22次。而造成黄河水患的主要原因，是过度采伐森林，致使生态系统紊乱，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水土严重流失，河道严重壅塞，结果有雨必溢，无水不灾。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唐代长江流域山青水秀，没有黄河那样层出不穷的自然灾难。长江水的清澈，几乎是所有唐朝人的共同观感。大诗人杜甫晚年长期漂泊于长江流域的巴蜀与荆湘之间，一年四季，不分晨昏，每当提到长江水，不是“清”就是“澄”，而无一句提到“浑”“浊”“黄”。

“江清心可莹，竹冷发堪梳。”

“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

“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

……

唐代以后，过了不到两百年，南宋时期长江的水土保持就明显大不如前了。当时有关川江和三峡地区的水文历史记述变得糟糕起来，经常出现“黄”“浊”和“浑”的记载。南宋诗人范成大对长江水的描述往往是这样的：

“暑候秋逾浊，江流晚更浑。”

“雨后涨江急，黄浊如潮沟。”

……

长江水土生态的进一步恶化，是在明清时期。当时的记载是“江水皆浊”。这个历史大势，到了最近的一个世纪，就更为严重了。如今的长江大部分江段，常年黄流滚滚，完全“黄河化”，以致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二黄河”。

除了水质，长江生态的变迁，在动植物方面也有典型的体现。

南宋时，诗人陆游入蜀，乘船路过湖北，他描述眼中的山景说：“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陆游所见“二三百年”的“古木”，显然生长于唐代，可见唐代长江的森林植被保护得比较好。与此同时，南宋的长江下游，由于人类活动，一些山已经被砍伐得“有山无木”了。明清时期，对森林的破坏沿着长江上溯，连秦巴山地都无土不垦，时人记载说“山渐童矣”。随着山体植被的恶化，唐代诗人过三峡，写诗一定会写到的“猿啼”现象，也逐渐消失。长臂猿、白猿步步退隐不见。

这一切的背后，是长江流域在安史之乱后持续的人口迁入与经济发展需求。这次人口南迁，促成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一次突变，此后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人口分布的重心。特别是在16世纪玉米和甘薯传入中国后，因其适应性强、产量大，很快在长江流域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山地丘陵地区的重要粮食作物。由此使得长江森林植被的破坏无可逆转。借助外来物种催生的人口大爆炸，则在清初变成了“百病以人多为首”的热议，至此长江的人口与环境矛盾已经明显激化。

如果说前现代时期长江的生态变迁是缓慢累积的结果，进入现代以后，长江的生态负担在人类的欲望面前，迅速增加。过度开发，江水污染，物种灭绝，已经是长江不能承受之重。

唐代诗坛的双子星——李白和杜甫，最终都死于长江流域，一个死于安徽当涂，一个死于驶往湖南岳阳的小舟中。他们的诗，告诉世人那个时代的长江景观与风貌，以及生命之叹。而他们无法预料的是，恰好在他们的时代，长江开始了跨度长达千年的历史与生态变迁史。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年

[唐]李白：《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张正明：《两条中轴线的重合——长江文明的历史和现实》，《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初探》，年

陈剩勇：《长江文明的历史意义》，《史林》，年第4期

周宏伟：《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考察》，《中国农史》，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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