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红军缴获一台铁疙瘩,毛主
年12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战斗中大获全胜,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其中有一部看起来很高级的设备。由于当时士兵们都不知道这个黑乎乎的“铁疙瘩”是什么,再加上当时对敌人的深度仇恨,红军战士最后直接将它猛地狠狠一摔。
但当毛泽东和朱德的得知这个黑色的“铁疙瘩”之后,却如获至宝一样,甚至还为此组建了一直特别的队伍,专门来操作使用这一块大的黑色设备。在之后的战斗中,红军数次都靠着它和这支队伍战胜了敌人数次。那么到底这个黑色的设备究竟是什么,为何他在作战时期的功效能如此之大呢?
红军的“制胜法宝”
在长征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红军转战14个省,行程达2.5万里,途中还总遭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每次红军却都能从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包围圈中,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没有中过一次埋伏,这其中的主要原因,都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被毛泽东比作“走夜路的灯笼”的中革军委,就是负责监听、截获、破译敌方电讯的军事情报部门。当时,在红军战士们缴获了第一个电台的时候,由于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于是这部珍贵的电台直接被摔成了只能听不能发的“半部电台”,即便如此,毛泽东和朱德也觉得它的作用很大,因为这样就可以收听国民党方面发布的新闻了。
龙岗战斗后不久,红军又在宁都缴获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被完好无损地上交到了红军总部,进一步增强了红军的通讯力量。利用这缴获来的“一部半电台”,组建了第一支“无线电队”。
由于国民党军不知道红军缴获了无线电台,所以在无线电中,基本上没有采用保密措施,于是他们的军事行动都被红军收听并掌握到了。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再次缴获了敌人的大量装备,其中包括多部无线电台。
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执行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专门成立一个情报局,因其在总参谋部序列中位于第二,所以简称“军委二局”。
军委二局成立后,由曾经在上海担任过中央军委情报科科长的曾希圣担任局长,他也因此成为了红军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不过,情报工作刚开始展开的时候,虽然能够截获、抄收敌军无线密电,但却不能破译,起不到什么作用。
随着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军队包括国民党军中都建立了无线电通信和侦察。但对当时的红军来说,还处于初创阶段,既无像样的设备,也缺少破译的经验。
于是曾希圣向上级请示,成立电文破译小组,开始了对国民党电台的密电破译工作。曾希圣安排大量抄收国民党电台之间拍发的密码电报,加上对之前截获的密电进行登记、归类和编号,通过它们之间的规律和大概内容,一点一点地寻找国民党密码电报往来的内在活动。
一段时间的反复钻研之后,电文破译小组终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码本,截获并破译了大量的敌军密电。并在此后不断去突破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顽强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成员们的侦听能力迅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二局大显身手,周恩来、朱德依靠二局准确和及时的情报来作出决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共歼灭敌3个主力师的绝大部分,毙伤敌师长2人,俘敌师长1人及以下万余人,缴获枪支万余支,顺利取得了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不久,迎来了红军建军6周年纪念日,鉴于曾希圣的杰出贡献,被授予二等红星勋章,这次军委二局提供的大量及时准确的情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彭德怀随后也把红三军团优秀的报务员邹毕兆调给了二局,加强二局的破译力量,并捎话给曾希圣:“你的脑袋我不敢要,我再送给你一个脑袋。”此后,二局只要收到敌台的三四次电报,就能将这个敌台的密码全部破译出来。
到了年7月,二局累计破译密码多本,可以说在长征前,二局已经基本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红军的一大制胜法宝。
“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
年10月,军委二局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路途,共33人,5部电台。由于离开根据地,人力情报只能起到侦察当面之敌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整个区域内地方部队的情况、摆脱敌人,就只能依靠破译无线电报来获取情报。
此时曾希圣也深感二局任务重大,为了适应长途行军,他直接将而居的人员和器材一分为二,每天让一队的人员先随大部队行军,另一对留在原地架信号设备来破译。到了约定的时间,前一队停止行军架设电台开机工作,后一队再拆下天线、机器装箱追赶部队。
就这样,军委二局通过轮流值班,始终保证24小时开机监听,能保证及时准确地提供情报。由于经常夜以继日地行军赶路,曾希圣和二局的同志们常常因过度疲劳在行军途中从马上摔下来或者走着路就睡着了。但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们还是克服了许多困难,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密电。
巧渡金沙江时,二局的情报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当红军离金沙江边还有3天的行程时,敌军部队在后边追赶,距红军只有一天的路程。时间紧急,毛泽东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3个渡口同时抢渡金沙江。
如果这样做的话,红军兵力分散,过江后还得重新集结;一旦遭到敌人袭击,很难能够保证互相支援。但毛泽东这一决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当时这样左右两难的处境下,毛泽东愁眉不展。
这时,前线陆续报告:一军团在龙街渡口、三军团在洪门渡口都遇到了困难,水流太急,难以渡过。闻报之后,毛泽东更是心急如焚,在室内来回走动,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
就在这一紧急时刻,曾希圣送来一纸电文:“据二局掌握的敌往来电报,离我们最近的是敌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既怕死又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追赶。这样,就和我们拉开了4天的路程。”
毛泽东看完电文,焦灼的心瞬间放松了下来。5月9日,红军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对二局截获情报的重要作用,长征中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曾做出了一个特别的比喻:“玻璃杯里面押宝,看得一清二楚。”亲历长征的叶剑英也由衷地说过:“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毛泽东后来也感叹过:“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
年1月3日9时,红军在乌江界河渡口发起猛攻,击溃黔军第三旅林秀生部,强渡乌江成功。中革军委从敌军频繁来往密电中分析出,蒋介石在贵州和遵义周围的兵力非常空虚。这一形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中央红军的休整争取到了时间。
1月7日,中央红军智取遵义。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军队一直在做修整,但军委二局的同志们仍旧一直继续日夜守候在电台旁,密切注意着敌人们的动向,保障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直到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毛泽东后来对曾希圣说:“进军贵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无线电部队不仅能及时监听和破译敌军的电文,还能把这项特长用得出神入化。红军准备南渡乌江的时候,二局破译出敌军6个师正在逼近主力,同时在乌江南岸还有3个师的部队。如果两边的敌军形成合围的话,那么红军将面临的无疑是一场恶战。
于是曾希圣立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假冒蒋介石的密电,让这6个师偏离东南方向去前进。这份假电报发出后,对方对此深信不疑,果然按照二局的指挥去往了打鼓新场,红军才及时避免了一场血战,3天后顺利渡过了乌江。
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根据军委二局提供的情况,毛泽东充分运用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才能,采取避实击虚的灵活战术,声东击西,用兵如神,带领红军在敌军40万人的围堵缝隙中穿插移动,不断调动敌人,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机动作战,最终摆脱了围追堵截,走出了危局,是红军以少胜多的军事史上的光辉范例。
多年后,叶剑英元帅在回忆长征时说:“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30公里的地方,红军来回穿插,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令人称奇。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是不容易下这个决心的。”
红军进入甘南地区时,由于敌情比较复杂,毛泽东亲自交代,要保证二局的绝对安全,一个人也不能丢。每天队伍出发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都要亲自站在路边,检查队列,清点人数,直到二局人员全部走完了,才动身去追赶部队。
在一次休整期间,毛泽东还将他的马匹和担架,让给二局的病号乘坐,他自己则随部队步行前进。曾希圣始终不能忘记,每当部队或群众给毛泽东送来战利品或慰问品时,毛泽东总是惦念着二局,总要分一些给二局的同志。
红军在陕北保安会和之后,召开了一次大会。会前毛泽东对曾希圣说:“情报队伍合二而一,你这个当局长的可更加神通广大啰!”曾希圣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报告毛主席,家是大了,可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组合型家庭,这个家长不好当啊!”
毛泽东听后一怔,忙问道:“你这个能识天书的人,又碰到什么问题呀?”“是这样的,有些同志产生了不安于位的情绪,想换换工种……”毛泽东说:“那我得好好讲一讲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帮你排忧解难。”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在讲话时作了一番开导和教育,并且特别强调了技术侦察和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重要性。
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军委二局始终发挥着“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破译了敌军各类密码多种,截获了敌人的大量情报,能够及时掌握战场信息,使得原本就擅长运动战的毛泽东如鱼得水,一再在战略转移中抢占先机,走出危险局势,最终取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对于军委二局在情报工作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毛泽东主席曾经打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我们是隔着‘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毛主席曾先后两次为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
周恩来也曾说:“在江西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路上,侦察工作起着很大作用,关系着全军生命问题,二局立了很大功劳。”
深得伟人信任的省委书记
曾希圣能获得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信任,离不开他卓越的工作能力,以及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离不开毛泽东和他的相识相知。
年4月,上海的秘密斗争逐渐恶化,因此中央和周恩来决定将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紧急疏散。12月,曾希圣秘密到达了宁都红军总司令部。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
初见曾希圣,毛泽东和他热情握了手,哈哈大笑着说:“无产阶级有人才啊!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了一个希贤,现又来了一个希圣。有圣有贤,国民党可要可怜啰!”见曾希圣不解,毛泽东站起身来又继续解释说:“希圣是你,希贤是邓小平的原名,他现在是我们的京官(邓小平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曾希圣此时恍然大悟:“邓小平同志,我久仰大名!他的‘贤’名副其实,我的‘圣’却愧不敢当!”
抗战爆发后,曾希圣先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南方局、新四军军部工作。年3月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新中国建立后,曾希圣任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
解放前,安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省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生产水平非常落后,人民生活极其贫困。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有人曾戏称他是“乞丐头子”。曾希圣笑道:“安徽穷,是事实,但穷可以变富,我非要把头上这顶‘乞丐头子’帽摘掉不可。”
之后,他先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开始,要发展农业,就要狠抓治水,兴利除害。曾希圣在主持治淮工程、大抓水利建设的同时,又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反复研究安徽,特别是淮北、沿淮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
根据他的指导和提出的政策,年,安徽粮食生产获得空前大丰收,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了.9万吨,比历史最高产量的年增产.5万吨。
在工业方面,曾希圣根据安徽工业底子薄、条件差的实际情况,首先抓了煤、电和机械工业,然后一方面积极发展支农工业,兴办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厂、化肥厂,一方面大力开发本省资源,着重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以及轻纺、化工工业。
他还抓住机遇,大胆引进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从年开始,用了两年时间,先后两批从上海迁入余家工厂企业。除此之外他还十分重视科技和教育,重视人才。因为安徽的人才缺乏,他还从省外招来了很多专业人才。
他的这种求实精神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安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原先的落后面貌。对曾希圣在安徽取得的成绩,毛泽东深表赞许与支持。
年1月,毛泽东听取曾希圣关于安徽生产情况汇报后,说:“你这个曾希圣是抓生产力的,是农业专家。如果我们国家的省委书记都像曾希圣一样抓生产力,那么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就大有希望了。”同年9月,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又一次表扬了曾希圣,并安排他作专题发言。八大上,曾希圣当选为97名中央委员之一,这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中也是不多见的。
对于部下与战友,毛泽东向来是十分关心与爱护的;同时,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从也会进行真诚的批评。曾希圣秉性刚烈,脾气火暴,任二局局长时,他就对部下要求很严,尤其是在任务紧迫的情况下,容不得大家有半点懈怠和马虎。
如果工作出了差错,他训起人来也是毫不讲情面,弄得人下不来台都是常有之事。尽管他对革命贡献大,但别人对他的意见也大。后来二局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还掺杂着一些个人意气和片面不实之词。
曾希圣有点沉不住气了,一肚子委屈无处发泄,便径直去见毛泽东。曾希圣向毛泽东诉说了大家提的意见有许多不实的地方,毛泽东吸着烟,微笑着倾听,但一直都没说什么。直到最后,听到曾希圣提出要求调动工作,毛泽东才开口问道:“这是为什么?”
曾希圣回答:“自己在二局工作时间久了,长期搞这项工作很不自由,想换个地方干干,自由些。”毛泽东笑了笑,风趣地说:“讲自由嘛,你可比我自由多了。我到哪里都要受限制呀。”说笑之间,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很多。
接着,毛泽东教育他要能听取不同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番话使曾希圣解开了思想疙瘩,愉快地回去了。
在后来的“大跃进”中,曾希圣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在年的抗旱工作中,他提出的口号更是过了头,毛泽东看到后,批评他说:“搞经济事业跟做诗是两回事。什么‘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我就没有端过,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
年,曾希圣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在一次大会上,曾希圣连座位都没有,只好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听大家的批评意见。当时会议气氛十分紧张,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方向没有错,一切看将来做结论,于是便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亲自为他说话:“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
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一次会议,此时已经赋闲的曾希圣也去参加了。毛泽东问及他的工作情况时,他一直没有说话。看着曾希圣良久后,毛泽东再次说:“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你们这些长征过来的同志,为什么不给曾希圣分配工作?不要忘本,应当‘得人点滴恩,必当涌泉报’啊!”
后来在那段特殊时期里,曾希圣受到了严重冲击,被毛泽东、周恩来派人接到北京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年7月,曾希圣在北京病逝,10年之后才终于恢复了他的清誉。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希圣与毛主席有过多次交往,并深得主席的信任与支持,伟大领袖对人才的惜爱,让世人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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