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梅的愧
(一)
最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跨页,记录了张老师的事迹,一共90个字:“人民教师张桂梅为了改变贫困地区女孩失学辍学状况,在年推动创建了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她坚韧纯粹、甘当人梯,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孩命运,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
文字配了张喜庆的图片:穿洗得发白上衣的张老师,和几个身着傈僳族服装的女孩子,亲切相拥笑靥如花。图片说明写道:“年3月11日,张桂梅与华坪县民族小学学生在新教学楼前。年,张桂梅把自己获得的30万元首届云南省“兴滇人才奖”奖金捐给了教学条件艰苦的该校修建教学楼。”
刚开始看“图片说明”,我以为写错了,我记得那所学校叫通达乡丁王民族小学,不可能是县民族小学啊。向华坪的朋友求证,才知道还真是县民族小学,并且从年就是了。真想不到,离县城约57公里,在高德地图上都搜不到的丁王村,居然坐落着“县民族小学”。
意外还在于,对其“教学条件艰苦”记忆犹新。年1月采访张老师时,我去过这个民族小学。学校坐落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上,四周光秃秃,高寒冷嗖嗖。学生放寒假了,老师带着我们参观校舍——一座建于五十年代的两层四合院,土木结构,破旧不堪,我都担心几个人站在一起,会压塌木板掉下一楼去。
学生宿舍门锁着,透过窗户往里看,学生睡的是木头的双层床,床上铺着木板和硬纸板,床下摆着几个陈旧的木箱子,还散落着破布鞋和凉拖鞋。靠近窗户黑乎乎脏兮兮的桌子上,倒扣着搪瓷碗。我当时就对学校老师说,我二十多年前在山东农村读小学,条件都比这里好。他们还告诉我,山上这个区域是雷区,一到雷暴天气大家就提心吊胆——有时候风和日丽的,也会有晴空霹雳!
其实,这所民族小学不简单,包括这个四合院建筑。
学校创建于年,年挂牌为省立丁王民族小学,由云南省民委拨给办学经费,对学生每月补助生活费、每年免费发两套衣服,还免书本费等,方便华坪、宁蒗、永胜三县十多个乡的学生入学。年改为由华坪县办,更名为县丁王民族小学。年改为寄宿制完全小学,以招收周边乡镇贫困山区的傈僳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为主。年由县教育局管理,更名为华坪县民族小学。迄今为止,已有70年的办学史。
四合院坐北朝南,背靠圆宝山,始建于年,年投入使用。面积两千多平方米,主要是师生宿舍。院内窗户格子用木条拼成了四条标语,东南西北四面分别是:为培养祖国未来的建设者而努力;团结民族;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毛主席万岁。建设时期,丁王村方圆数十里的宁蒗县和华坪县的各民族群众都投工投劳,承载着乡亲们的情感和记忆。四合院是保留比较完整的古建筑,年2月被列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一所不起眼的小学,也连接着一段本土风物和地方史。
(二)
我去的时候,同学们已经在新教学楼里上课了,这笔捐赠背后也有故事。年张老师获得“兴滇人才奖”的时候,正赶上自己三姐家的外甥得了重病。说是外甥,实际和他年龄相当,并且俩人还投脾气聊得来。张老师在华坪交心的朋友不多,两人约定,过段时间见个面唠唠,好让张老师“吐槽”。张老师当时得奖励有钱了,三姐就和她商量,适当拿出点来给外甥治病,人家四川的亲戚都表示了,姐姐在云南就她这么个亲妹妹,一毛不拔说不过去,三姐也不好在人前做人。三姐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张老师从东北来投奔的人,也是她在云南数次住院手术时,伺候床前的亲姐。
这可把张老师难倒了——于情于理,她都不能对外甥不管不顾,然而这笔30万的奖金,她早就答应捐给县民族小学了。按说碰到外甥这种事,分出三分之一来,捐给学校20万,别人也说不出什么。但张桂梅的逻辑是:这笔钱不属于我个人,是奖给华坪父老乡亲们的。这个逻辑显然不成立,奖金当然是给个人的,不都公示了嘛。她的真实意思是:没有华坪,没有这片土地的善良和温暖,就没有我张桂梅的今天,甚至命都没了。一边是外甥的重病,一边是对华坪的回报,张老师睡不着觉了。
年,张老师住在华坪儿童之家福利院的宿舍里。这间宿舍十几平方米,陈设寒碜。有一个镜面上贴着红双喜的破衣柜,是她从大理喜洲特意带来的,塞满荣誉证书和学习资料,也承载着一段她蚀骨铭心的记忆。再除了一张硬板床,一台老掉牙的电视机,也就无它了。只是门口一个小竹筐里,装满了平时自己大把吃的药:叫得上名的、叫不上名的;玻璃瓶的、塑料瓶的;黄粉的,白片的;中药、西药……平时把收入花在了学生、山里人身上,到如今,自己又有啥呢?
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墙壁上,“雪上加霜”,让人辗转反侧……
三姐和她感情最好,也不容易,年轻时一个人从东北跑到大西南谋生,还要帮衬着她这个多舛多病的妹妹。
年7月,张老师第一次在昆明做手术,从腹中取出一个两公斤多重的瘤子那次。手术后,医生告诉三姐:你这个妹妹太不容易了,常人无法想象她是怎样熬过疼痛这关的,腹腔的器官全都移位了,肠子粘连贴在了后壁上……可是第二天,张老师就下床锻炼身体了。
住院几天,张老师和姐姐心里都不是滋味。邻床的病友都拆线了,丈夫抱着上床下地;别人家丈夫一口一口地喂饭,病友们还动辄发脾气。其他人床头堆满鲜花,张老师床边只有六十岁的姐姐……
术后第三天,有人告诉张老师:你姐姐在走廊里哭呢。她赶紧出去看,把姐拉进来问。三姐说:别人床前都有丈夫送的鲜花,独你没有。我心里难过,我现在就去给你买个花篮!张老师拉住姐姐,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姐姐蒙了,说:“你发什么楞啊?姐姐伤了你的心吗?”张老师笑着说:“姐,你真傻!还不如把那钱给我买个汽锅鸡吃呢!”姐姐连声说:“好,好,好呀,我真是老糊涂了!”看着姐姐连忙走出的背影,张老师强忍的眼泪涌了出来。
而如今,自己要伤姐姐的心吗?
天亮了,她的心也定了:一分不留,30万全部捐给民族小学建教学楼!并且钱不过手,直接打到县委组织部的账上。
做了这个决定后,张老师还觉得浑身轻松了,每天把生活费控制在3元内帮学生的她,特意下馆子,要了份炒饭。
(三)
等到年春节,外甥已经不行了。张老师赶到昆明时,听到了姐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哭声,那哭声撕心裂肺。张老师无话可说,她无言以对。
不只是外甥,三姐病重住院三个月,张老师都没有去看一眼。因为她一直在外开会找钱,偶尔回来一趟,又被福利院的孩子们围着。经过媒体报道,大家还知道,张老师因为筹款建女子高中,做一期和蒙牛集团牛根生的电视节目,错过和哥哥见最后一面;东北的姐姐病重想见她最后一面,把路费都给她邮过来了,她却把路费付了学生医药费。
在年的一次报告会上,张桂梅吐露心迹:我对亲人有愧,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我对他们“绝情”,是因为另一份不舍和更大的爱。
爱能分大小吗?公私兼顾两全其美能做到吗?当两种爱冲突如何取舍?这些笔者也没法回答。关于张老师如何对贫困生的命运负责,如何被山区的深度贫困深深刺痛,如何把自己的生存需要压榨到最低奉献他人,媒体的报道足够多了。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张老师“另一份不舍和更大的爱”。
一次家访,张老师来到山上一所小学,有一百多名学生,七位老师,其中五位民办教师。听说张桂梅来了,学生老师都不上课了跑来看看“名人”。孩子们围着他团团转,仰着小脸,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不停喊“张老师”,还用民族话唱起歌谣,大意是“欢迎你的到来,欢迎你留下来”。
那校舍破旧开裂,新盖的教学楼只起来个框架,因为没钱停工了,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搬进老师描述了多遍的新楼。
几个老师拉着张桂梅坐在山坡上,谈了很长时间。两个男老师穿着看不出年代的中山装,当时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元,是全家人的指望,暑假寒假还没有;代课二十来年了,一直没转成公办。老师们非要张桂梅留下来吃顿饭,因为她是教育界的“先进典型”,也是他们敬重的人。没有酒杯,就往饭碗里倒了点土酒。大家为张老师的到来而干杯,她也向这几位勤勤恳恳、默默奉献的老师敬酒。从不敢喝酒的张桂梅,不禁痛快地喝了起来,一顿饭吃得很高兴。
张老师下山时已是夕阳时分,晚霞把山坳沟坎铺上一层迷人的光。张桂梅越走越远了,山上还传出清脆的喊声:“张老师再见!张老师再见”。扭头看时,散落在荒坡上的一家一户草屋门前,都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是孩子们在向她告别。
张老师后来说,这画面让自己浑身热血奔涌,冲着这一幕,自己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甘!
后面我向张老师求证,这所学校并不是丁王村的县民族小学,在哪里她都忘记了。她说:“后来撤校并点,这所学校好像不在了。”
(四)
张老师对亲人有愧,哥哥姐姐们却一直牵挂、“迁就”着她这个最小的妹妹。
张老师年在云南参加工作,父亲去世时回过老家一次,之后再也没回过黑龙江。30多年后,在一次中国教育工会在昆明的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女职工委员们为她捐款,并把这笔钱放在云南省教育工会——给张老师怕她捐掉或者用到别人身上。更难能可贵的是,工会决定送张桂梅回家,以“昆明-哈尔滨-牡丹江接力”的方式,“强迫”她回去,免得留下遗憾——当时靠她自己,她还真花不起这路费。
张老师去到的是大姐家,四十几位亲人在门口接她。哥哥、姐姐们昔日的风采不见了,几代的晚辈她一个都不认识,大家热烈的回忆着、说着、哭着。有时张老师睡醒了发现,哥哥姐姐还没睡——他们为了多看妹妹一会,舍不得睡觉。
姐姐说:我们能在死前见你一面,不领你的情,我们猜得着,你肯定是被组织送回来的。张老师说是的。接着,全体亲属四十几个人签名,给全国总工会写去了感谢信。六天时间过得很快,要分别了,在机场安检口,张老师和哥哥抱头痛哭:他们心里都明白,这次别离可能是永别——后来也真成了永别。
二姐去世前,给张桂梅寄来了路费,也没见着她,不知道二姐夫心里怎么想。读初中时,张老师生过一次大病,昏睡了11天。一家人一筹莫展,甚至请来巫医给她“放血”治疗。生命垂危之际,医院,进了门就央求人家:“求求医生了,她年龄太小了!”当时不管这位憨厚的农民怎样哀求,听到的都是一个声音:没救了,抱走!二姐夫几乎求医院,精疲力竭时,经人指点,又去了最后一家。
到了抢救室,医生听听看看,说:“不行了,抱回去吧!”这个姐夫硬着头皮去找了院长,院长说:“还有气,送病房抢救!”治病要先做检查,给张老师做骨髓穿刺时,她乱踢乱蹬,惹恼了医生,拿起注射器转身就走。后面又是二姐夫去求院长:先救人吧,等检查做完了,人都不在了。院长老头说:“先救人!”
年在华坪儿童福利院,记者巧遇张老师的三姐。三姐不愿意接受采访,还躲记者。但她说妹妹的几句话,我至今难忘。一句是“她把自个都舍出去了”,另一句是“我可怜她,她可怜别人”。
(五)
张老师一直拒绝媒体采访她亲属的要求,所以关于这方面的报道付诸阙如。她对外这样解释:因为我所做的一切,所得到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个人,更不属于我的亲属,是这片土地的父老乡亲的,是党和各级组织的,“我是她们原来那个妹妹,普普通通的亲人。”
请注意后半句话,在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后,是她的真情流露。我甚至以为,张老师希望亲属们平静的生活不被打扰,她也是为自己的情感,保留一块“私密的静土”。
在和张老师不断的交流中,我多多少少听出些“弦外之音”,能够佐证她的一些判断。丈夫得癌症时,她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为他看病,人还是没留住,她感慨:钱不是万能的。意思是:有些病是花钱治不好的,多花些钱也只是“心理安慰”,人拉不回来,该走还得走。但是,眼睁睁看着那些困苦的孩子受罪,有钱不如用在他们身上吧。
她离家三十多年没回去,其间经历也可谓传奇了。她自己不留财产,甚至说“我死后,把骨灰撒到金沙江就行了”,这种“赤条条来,不带一根草去”的人生观,是否也让她“看透了”所谓红尘痴恋、儿女情长?她“舍己救世”的“更大的爱”,既是拜人生传奇经历所赐,也是她回馈世界的方式:自然击以风雪,吾当报之以歌。
其实我们观察所有的“典型人物”,对家人亲友的亏欠似乎是个“定律”,程度不同而已。中国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几千年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不过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由于心志状态不同,对同一件事的判断也可能不同。张老师说,那时候自己就像“着了魔一样”,一门心思地帮学生、救孤儿、办女高,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想的念的说的做的,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对亲情这块有点“顾不上”。如今她有点老了,有时晚上一个人在办公室,自己给自己手上贴胶布,还是让见者心疼。我禁不住有时猜想,张老师如果偶尔睡不着,再看到墙上的白月光,她会想什么呢?
无憾中难免也有遗憾,这就是人生吧。
张老师告诉我,二姐去世时其实她有预感。那晚她做了个梦:梦见二姐大老远来看她,但是一个劲漫山遍野地跑。张老师说:姐你干啥呢,坐下来咱说说话呀。二姐笑笑告诉她:我找个地方睡觉。
后来张老师电话打到东北,得知二姐已经去世。张老师问家人为啥不告诉她,人家反问:告诉你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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